控方认为这是谎言，齐默曼有谋杀故意，当他用fucking punks和这些混蛋总是逃脱这样的词来形容马丁时，就充满了恶意和怨毒。
这需要立法者和执法者对网络社会的存在价值与运行逻辑具有理性的认知，对自由具有内在的理解与认同，对人性秉持一份温情。但问题是，这一技术真的无懈可击吗？操作这一技术的人真的能够做到客观中立而与测谎仪合二为一吗？ 作者对此保持着高度的审慎和质疑，认为测谎技术尽管有着科学之外表，却可能因为程序本身的复杂性、问题的诱导性、操作者的专横性而被滥用。
测谎仪只能作为辅助性证据手段，刑事诉讼还是应该以正当程序和完整证据链为依归。而一旦滥用获得某种倾向性结论，则常规法律程序将难以提供救济。其实对于此类技术风险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待社会情理的态度也是一样，有时作者主张规则对常识的适应和调整，而有时则又对大众的观念与习惯进行批评，张扬法治的形式理性。审慎对待技术入法 作者富有强烈的批判性反思精神，这一点体现在他对技术入法的审慎态度之上。
作为一名法学家，展现这一层次似乎已经足够，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深入社会情理与文化价值层面。作者的第一篇评论针对的是测谎仪的司法运用，此外也对录像执法进行了反思性分析。一般来说，宪法列举的公民权利就是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7.对于私权利主体间的诽谤和名誉侵权，公权力组织原则上不应主动介入。如果允许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法文件对言论自由限制，则无异于将宪法贬为废纸。公权力组织主动介入私权利主体之间的诽谤和名誉侵权事件，不仅无足够法律可依，而且不能形成定制，难以为继。
这并不违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反倒是对事实上不平等现象的一种矫正。我国公安机关最近对网上违法犯罪活动展开集中打击，这十分必要。
理解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网络言论自由的基准，关键是要把握以下10个要点：1.言论自由属于所有国家机关都负有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公民基本权利。一般说来，政治、法律、宗教、文化、教育、艺术、学术等言论属于高价值言论，商业广告、闲聊、煽动、淫秽色情、诽谤、恐吓、仇恨等言论属于低价值、无价或负价值言论。所以，在我国法律体系中，言论自由不是一般权利，而是所有国家机关都负有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公民基本权利。公民权利通常区分为基本权利与基本权利之外的权利两种。
我希望，在处理或看待公民行使网络言论自由引起的纠纷时，这10条准则能为官民双方提供一些有用的学理参考。退一步说，即使因为多元信息传播机制尚未形成，不实言论易于造成社会危害，那过错也不全在个人，因而惩罚只应采用非刑罚或非剥夺人身自由的较温和形式。6.由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属性所决定，立法限制言论自由必须遵守比例原则。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宪法是全体代表2/3以上多数通过的，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绝对不能容许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或官员找借口任意剥夺。
按社会价值之大小或有无，言论可分为高价值言论和低价值、无价值、负价值言论。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特征，是国家对其承担尊重和保障的义务。
进入 童之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网络言论 宪法准则 。换句话说，言论自由只能用制定法律的方式限制，用其它法规范性文件限制言论自由不具有正当性。
适应官民双方合理看待或恰当应对这些争议之需要，本文试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相关学理做些解说。至于各种会议文件、领导讲话或上级指示，更无权对言论自由设定限制。从法律实践的观点看，本文谈论的言论自由，不仅与宪法第35条规定的出版自由密不可分，还包括宪法第41条规定的对国家机关及其官员提出批评的权利，以及宪法第47条规定的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按比例原则，立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是必要的、适当的、均衡的。易言之，现在政府管理网络和规范网络言论基本上还是搞人治，未能实行法治。5.限制言论自由必须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以制定法律的方式为之。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9.言论是丰富多样的，社会价值往往各不相同，法制应着重严格保护高价值言论。
至于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因为担任公职或众所瞩目，不能不承担隐私权、名誉权保障方面的一些克减义务。毋容讳言，我国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包括网上言论自由，还只有宪法的确认，没有普通法律的具体保障。
3.尚未制定保障言论自由的法律并不妨碍公民自由发表言论。2.言论自由是公民个人不受阻碍地向公众表达自己思想、意见和讲述所见所闻的权利，包含丰富的内容。
高官显贵和社会名流名誉权克减还不是我国的法律制度，但却是当代世界各法治国家通行的制度，中国可在立法上或在法律实施层面参考借鉴。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并不依赖保障性立法。以上概括的10条准则，或许可以大体反映我国宪法保障网络言论自由的要求，虽然其中有些只是我基于宪法规定进行的学理展开。当然，也可以考虑为保障网络言论自由制定单行法律。
8.法律不保护国家机关等公权力组织之名誉魏教授是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与中西文化论爭的大历史背景去理解专著的时代意义的。
首先，大部分现行中国法律规范都是中国制造、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既非照搬自国外，亦非脱离中国社会现实，而对这些规范的研究的正当性应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19邓教授自己没有用到文化的话语，他用的是现代社会学的话语。
专著讨论的第二种法学模式是法条主义，包括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研究，按我的理解，它类似于苏力所谓的诠释法学12。第二是谈专著中的创意与洞见，从而评价它的重要性和贡献。
（二）虽然如上所述，笔者对专著中对26年来的中国法学的总体评价不敢苟同，但笔者仍然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所提出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的学术贡献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它在我们之中所引发的思考是丰富而深刻的。邓教授的独特贡献在于把这些问题的思考带进更深的层次，使我们看到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复杂性、可争议性和可塑造性，以至在这个市场、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西方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世界上的霸权变本加厉的大时代，我们作为中国人应如何自处。在中国法理学的语境中，权利本位论不但针对像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基调的法律观，也针对与权利本位论 同时存在并与其互相辩论的义务本位论以至权利义务并重论等法理学思想。此外，在每个时刻，中国法学内部都存在着多元的学术旨趣和研究方法，不一而足，故任何对中国法学作为一整体的描述，都很容易以偏概全。
2 许章润：书生事业，无限江山，载于氏著：《法学家的智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0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5，页3。
14 吴一裕：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可能性，《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页63。因此，我不认为权利本位论是不关注中国当前的状况或中国未来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它的兴起见证着当代中国法学家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良心。
邓教授曾大力主张回到经典，意思是应精读现代（西方）思想大师的经典著作，但我认为文化自觉也要求我们回到中华文化的元典和其他经典。至于不关注社会现实的批评，可以有两种回应。
